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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网络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从海洋的视角出发，撷取了近代前三个不同的百年（1250—1350、1500—1600、1700—1800），观察以黄海和东海为中心，北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的欧亚大陆东边海域，梳理了基于海洋产生的人员交流、港口与海洋贸易，技术、信仰、文化的传播等，以素描般的全景图方式，重现各个时代的海域及周遭环境的特征。叙事上打破了将陆地视为历史描述重点的传统思维，引领读者从海洋新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侧面，探索东亚史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关系。
—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前言“从海洋看历史”，将会发现什么样的历史呢？和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有何不同？还有，为什么需要重新检视这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利用生活周遭的素材来回答这些疑问吧。
在即将迈入17世纪时，东亚各地几乎同时开始栽种原产于拉丁美洲的新农作物，辣椒就是其一。日本列岛把辣椒称为“唐辛子”（唐芥子）或“南蛮”（胡椒），说明这种作物是由唐人（中国人）和南蛮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引进的。在中国，辣椒古时就常被称为“番椒”，意即这东西是从番国（蕃国、蛮国），也就是外国传入的。但在朝鲜半岛，辣椒最初被称为“倭芥子”。另外，在琉球群岛常见的岛唐辛子，又称为“コーレーグス”（koureidasu，高丽胡椒）。有的说法认为“コーレー”（kourei）是指朝鲜半岛的“高丽”。从这些不同的名称可知，各个国家及地区对通过欧洲船舶传入东亚的辣椒来自何处的信息产生了分歧。辣椒几乎是同时传入各地的，但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再举一例。番薯也是原产于拉丁美洲的作物，日文里的番薯称为“萨摩芋”，意即来自萨摩地区（今鹿儿岛县）的番薯。这个称呼主要在日本的本州以北使用，北九州称为“琉球芋”，而萨摩地区所处的南九州又以“カライモ”（karaimo，唐芋）的称呼较为普遍。然而，番薯在朝鲜半岛被称为“고구마”（goguma），据说是源自对马岛的“コウコイモ”（koukoimo，孝行芋）一词；即使是冲绳，虽然很多时候称为“唐芋”，其实大概在18世纪以前，也会被称为“バンス”（bansu，番薯）。根据琉球史料记载，“バンス”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入，写作“番薯”，而“番薯”（番芋）是在中国流行的称呼。在中国，有关番薯是怎样传入的，也因地区不同而说法各异，在广东，有说法认为是1580年广州湾沿岸的东莞县民从安南带回来的；在福建，则说是1593年由闽江河口的长乐县民从吕宋岛带回。
然而，同样是在中国，浙江舟山群岛附近流传的番薯由来却截然不同。这里有一座以观音道场闻名的岛屿普陀山。1607年浙东地区（浙江省东部）的士大夫们编纂了地方要览《普陀山志》，指出“番芋”很早就是该岛的特产之一，在说明“味甚甘美”的同时，也记载了“种自日本来”。番薯的“番”（蕃）是指日本，换言之，原本在琉球和萨摩被称为“唐芋”的番薯，来到这个地区就成了“日本芋”。这个日本起源说，被百年后刊行的《南海普陀山志》承袭下来。如果以现代“常识”来判断，相较于广东和福建一带认为番薯是商人从东南亚带回来的说法，《普陀山志》的日本起源说缺乏说服力，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普陀山是往来日本的海上交通要地。
由上述可知，围绕辣椒和番薯的传播产生了分歧不一的讯息，当中也包括乍一看荒诞无稽的说法，形成众说纷纭的混乱状况。近年来，各种尝试以论证和理论做出合理说明的研究陆续发表。其中，有的研究着眼于品种的不同，值得引起注意；也有很多研究过于执着辨清说法的真伪，舍弃了珍贵的史料和民间传承，或是流于“谁先谁后”这种民族主义的论争。这些讨论很难说具有建设性。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我们不妨大胆地转换思维吧。
过去的研究和讨论，是以某物从A国传播、输入B国的看法为前提的。但这前提本身也堪质疑。不妨试想，萨摩人说的“唐”和浙东人说的“日本”，其实是同一个“场所”；或者说，想象这些分别把番薯传入广东的“东莞人”、福建的“长乐人”、浙江的“日本人”，甚至是“南蛮人”，其实都活跃于同一个“舞台”上（虽然彼此的关系不一定友好），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上述的“场所”和“舞台”是哪里呢？是“海”。换言之，不管是番薯还是辣椒，都不是从A国或B国而来的单向路径，实际上都是来自“海”的。有些地区把这个“海”的世界称为“唐”，有些地区可能称其为“倭”或“日本”，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许又会称“琉球”或“高丽”。
读到这里，打算驳斥“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读者想必很多。但这个思路贯彻了本书标榜的主题，下面就让我们稍微换个角度继续往下看。
“海上”世界和陆地上的“国籍”
活跃于“海上”这个舞台的商人，称为“海商”。明明是同一位海商，却可以根据地方不同，在文献记载中成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例如，9世纪日本的留学僧圆仁1从唐搭船回国的时候，船长金珍在唐朝被认为是“新罗人”，但一到日本，大宰府又称他为“唐人”。还有，和金珍一起行动的钦良晖，在唐朝是“新罗人”，但之后他在日本帮助圆仁的对手圆珍2出国时，却被称为“大唐国商人”。以及同样在背后援助圆珍的李延孝，在日本被称作“大唐商客”“本国（日本）商人”，但在中国的港口又摇身一变成为“渤海国商主”。
其他扮演政府使节角色的海商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1026年从日本启程、以“大宰府进奉使”身份访问中国宁波的周良史，在日本时却被称作“大宋国商客”。1160年代带着外交文书往来宋朝和高丽之间的徐德荣，据记载他在宋朝是“高丽纲首”，但在高丽则被称作“宋都纲”（纲首和都纲都是海商的别称）。还有，在1004年和1019年作为西亚大食的贡使渡海来到宋朝的蒲加心，分别在1011年以勿巡（阿曼的都市苏哈尔）、在1015年以注辇（南印度朱罗王朝）的贡使身份出现。在1391年和1396年，琉球的中山国派遣到明朝的贡使隗谷结致，在1404年则作为南山国使节前来。也就是说，存在着同一位海商被冠上不同的国名来称呼的情况，那究竟该称他们为哪一国人呢？
由这种乍看混乱的情况可推知，比起海商的出生地和种族，当时的陆地政权更重视他们是从何处来、由哪个政府派遣的。对于来自海上世界的船只或商人，只要持有一个认识的陆地国名作为标签，就不成问题了。
实际上，有些在海上世界生活的人，对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坚持。例如，在宁波发现的记载1167年向寺院参道捐赠铺石费用的石碑，上面刻有张公意、丁渊、张宁这三个名字。从姓名来看，他们显然是华人，但在介绍上分别记载为“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日本国大宰府博多津居住”“日本国大宰府居住”。张公意是暂居日本的建州普城（今福建浦城）县人，与他主动提到自己的故乡相比，其他两位则不拘泥于出生地，而直接用“日本国居民”来表示现在的境遇。
《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原作名：海から見た歴史：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
编者：〔日〕羽田正
监修：〔日〕小岛毅
译者：张雅婷、陈健成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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